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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布政使、按察使会审图注：清朝，布政使掌管一省行政，按察使掌管一省司法
原标题：直隶总督传奇故事（上）
作为直隶总督署所在地，多年来清朝直隶总督们的故事在古城保定老百姓间口口相传，有些故事还带上了几分传奇的色彩——
“文盲”总督与“协办”总督
按理说，能当上大清朝直隶总督的人，即使不是贵族出身，也得是高级知识分子，饱读诗书。实际上也的确如此。纵观清朝先后上任的70多位直隶总督，科举出身的饱学之士占了绝大多数，可偏偏其中就有一位“奇葩”总督，竟然大字不识。他就是雍正朝的宜兆熊，署理（署理有别于正式任命的“实授”，通常指暂时代理，有的是短期署理；有的是先署后授；还有的是一直署理，但质同实授）直隶总督1年5个月。
宜兆熊是生于功勋之臣家族的公子哥儿，其祖、父都是军功出身，他从小就不爱读书，所以大字不识，可这并不影响他承袭爵位和当大官儿。雍正皇帝虽然心里明白宜兆熊不识字，在重要的岗位上任职理事很勉强，但还是看中他“操守尚优，心术亦正，蔼然有忠爱之诚”，让他署理直隶总督，图的就是这个人对自己忠心不二。在宜兆熊之前，首任定制直隶总督李维钧与年羹尧结党营私，被革职抄家，后病死狱中。蔡珽署理直隶总督一个月后，李绂（音同服）接任直隶总督。在雍正皇帝的默许下，李绂将曾极力反对雍正继位的康熙第九子允禟在保定折磨致死。后来，这位总督也被调职下狱，定了21条大罪，差点儿丢了性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雍正皇帝很需要一个对自己忠心、与当时的朋党毫无瓜葛的人为他看好直隶。于是，宜兆熊走马上任了。
“文盲”总督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已是罕见了，雍正皇帝还创新地设了个“协办”总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宜兆熊的文化水平实在是太低了，而直隶总督一职又任重事繁，雍正皇帝为了帮宜兆熊当好这个总督，特意煞费苦心地调了个翰林出身的礼部右侍郎刘师恕给他作“协办”总督。“协办”就是总督任上有人，要协助总督办理公事的意思。不过，“双簧总督”宜兆熊和刘师恕两人后来多有矛盾，到了“分署而居，相距三里余，事多耽误”的地步，最终受到雍正皇帝的责罚，可真是白费了皇帝的一番苦心。
“协办”总督只存在于雍正朝，刘师恕之后还有过一位，后来再没设过。无论是“文盲”总督，还是“协办”总督，在清朝直隶总督的故事中，都可称奇了，这实际上是雍正皇帝驾驭朝廷重臣的一个小手段。
“爆脾气”的总督李卫
还是雍正朝，还是位识字不多的总督，这次故事的主角是直隶总督李卫。李卫任直隶总督长达6年之久，跨雍正、乾隆两朝。他“操守廉洁，勇敢任事”，善于捕盗缉贼，凡他治理的地方，大盗强贼敛迹林间，社会安定。他虽识字不多，但粗中有细，爱听别人读书，特别尊重读书人，非常注重文化教育。任直隶总督后，认真处理各项事务，颇有建树。
这位雍正皇帝眼前的红人，与田文镜、鄂尔泰一起并称为雍正朝三大“模范督抚”。不过，据说李卫天性狂傲，与田文镜、鄂尔泰二人并不和睦，这三人不仅互不合作，还常在皇帝面前互相攻击，甚至诋毁谩骂。而雍正皇帝既不阻挡解劝，也不责怪，对李卫还是十分赏识和信赖。雍正十年（1732），直隶总督刘于义改署陕甘总督，直隶总督空缺。相传当时的河南巡抚田文镜想方设法讨好雍正，想从河南调到直隶当总督。结果，皇帝不仅没同意他的调任申请，还把与他不和睦的李卫从闽浙总督任上调到直隶任总督。这个结果让田文镜大吃一惊，直隶总督可是疆臣之首，想到皇帝竟然不顾近在河南的自己，而是舍近求远地从浙江调李卫到直隶，是不是说明在皇帝心中，自己的地位不如李卫。这样再三思量，田文镜觉得自己不能再和以前一样和李卫仇人相向了。
再说李卫，春风得意，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又逢母亲70大寿，双喜临门，保定总督署里自然要好好地热闹一番。其他大小官员自然也不能失掉这个讨好李卫的好机会，纷纷前来祝贺。有心巴结李卫的田文镜派差官专程赶到保定，带了许多珍贵礼物来给太夫人祝寿。礼品摆了满满一寿堂，把在场祝寿的大小官员们都看得直了眼，人人啧啧称羡。可李卫不买账，一听是老对头田文镜差人祝贺，火气冲天，直接把礼单一撕，大声喝斥，直接让手下差役把送来的礼品全都扔到了衙署外边。他还指着田文镜派来的差官说：“回去告诉你们的田大人，我李某即便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也不会用他的肮脏东西！快给我轰出去！”吓得差官跪在地上直磕响头，抱头鼠窜逃回河南去了。田文镜对此羞辱也无可奈何。
一场文字狱和两任直隶总督
清朝是中国古代文字狱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王朝。尤其是乾隆时期，文网之密、文祸之多，远远超过了顺康雍三朝。而掀起乾隆时期第一个文字狱高峰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就涉及到两任直隶总督，“吓死”了孙嘉淦，“吓坏”了方观承。
孙嘉淦在当时的政坛上是以为政清廉尤其是敢于直言进谏而著称的，声望很高，乾隆三年（1738）任直隶总督，在任近3年。要说孙嘉淦也是够不幸的，在他任直隶总督期间，就有人在京师借他的名义假造奏稿参奏大臣。到了乾隆十六年（1751），又有人借他之名假造奏稿，这回可不是参奏大臣，而是把矛头指向乾隆皇帝，指责皇帝失德，意图借名耸听、制造舆论，阻止乾隆帝的首次南巡。伪稿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在全国各地暗中流播开来。结果，乾隆皇帝大怒，屡屡降旨追查。
圣旨到达直隶后，当时的直隶总督方观承不敢怠慢。他命令凡是市井书画摊店，都要严格检查，不仅藏书者、读书人家要严密搜寻，就连一般百姓和路上行人都要盘问搜查。如果有人献出伪奏稿，就可以减罪，如私自窝藏，罪加一等诛连九族。正是在方观承的严查下，直隶全省缴获不少伪稿，使这场文字狱在直隶没有掀起太大风浪。
方观承如此谨慎小心而且洞察到皇帝此次的举动异乎寻常，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他自己就是文字狱的受害者。方家本是安徽桐城的名门大家，康熙年间，因戴名世“《南山集》案”受到牵连，全家流放黑龙江，方观承和哥哥虽因年幼免于流放，但在此后的岁月中倍尝艰辛。有过这样的经历，方观承深知文字狱的厉害和统治者雷厉风行的手段。
很快，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波及全国，层层追查甚至查到了十几年前孙嘉淦任直隶总督时，不仅京师上下人心浮动，还波及了全国6个省，上千人受到牵连。仅督抚大员因查办不力而受处分直至革职的就不下十几人。历时1年8个月终于结案。要命的是，作为牵扯进案子的主要当事人，孙嘉淦虽然没有被降罪，但他的内心始终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原本胆大又敢说的一个人变得谨言慎行，吃不下又睡不好。乾隆十八年（1753）十二月，孙嘉淦背疽发作，带着惴惴不安和抑郁的心情辞世。
用手蒙上大臣的眼睛，还要他们唯命是从，不论是任用、重用不识字的直隶总督，还是利用各种名目大兴文字狱，都表明了清代康乾盛世之下，作为“孤家寡人”的皇帝对身边直隶总督等大臣的不信任，乃至对整个国家社会理解上的偏执。
本期鸣谢：直隶总督署博物馆吴蔚先生的专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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