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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查良镛以笔名“金庸”创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其作品更屡被翻拍电影。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为武侠小说开创新可能
很多人把金庸当作武侠小说家来看待，这毫无疑问，但他不仅仅是小说家，同时还是一个有政治抱负、历史眼光的报人。上个世纪，他在香港办报，亲自写社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政治智慧，这在他的武侠小说中可以看出来，这也是他的成就超越梁羽生、古龙的原因。
在所有的小说家中，金庸是最有学问的。他是一个读书人，有广博的知识，贯通古今中外。武侠小说有很难跨越的极限，但金庸超越了传统武侠小说的范式，为武侠小说开创了新的可能。在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继承上，很少有小说能达到金庸武侠小说的水平，这也是很多海外华人在让后代学习中国文化时，往往是让他们先从阅读金庸小说开始的原因。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采访整理）
潘耀明（香港知名作家）：
金庸小说有深刻现实意义
香港知名作家潘耀明与金庸相识并同事二十多年。1991年夏天，因金庸一纸聘书，潘耀明接下了杂志总编辑的重担，从此两人亦师亦友。“金庸写武侠，都是业余的爱好，他一直想从政，还学过国际关系法。最开始是去《大公报》当翻译，后来自己着手办了《明报》。”在潘耀明看来，金庸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位眼光独到、颇具智慧的报人。
“与前几任的主编不一样，查先生在聘书上写明，除要我当总编辑之外，还兼任总经理。这也许与我之前在美国念的出版管理学和杂志学有关。后来报刊也受到市场的冲击，我才幡然省悟查先生良苦的用心：他希望我在文化与市场之间取得平衡”。
“查先生很懂得文化经营。《明报》上市时，才1毛钱，在金庸的手上涨到了2块9。查先生对我说，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价值。他还说，文化品牌是无形财产，往往比有形资产的价值还要大”。
“武侠小说只是办报的副产品，没想过影响这么大。而查先生的小说影响力不仅在过去、现在，还会在将来。”潘耀明告诉记者，金庸毕生的事业在《明报》而非武侠小说，办报的收入也高于写书的收入。“查先生集成功的报人、成功的作家、成功的企业家于一身，相信在海内外都是空前的，恐怕也很可能是绝后的。”
“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造就了不一样的小说家。潘耀明认为，金庸的小说中有很多象征手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时代气息。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施爱东（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金庸的小说“最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施爱东认为，金庸之所以在众多武侠作家中独具一格，高出一筹，是因为金庸的小说生长在中国传统土壤中，是“最中国”的小说。“金庸更把人生理想融入小说，用小说讲出自己的政治理想，构筑出自己的乌托邦”。
金庸宣布封笔后，不乏评说金庸小说现象的文章。到了倪匡出版《我看金庸小说》，成为华文世界首部以金庸小说为研读对象的评论集，掀起研读金庸小说的热潮。其时，潘耀明着手整理一套海内外研究金庸的丛书。几乎同一时间，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出版《千古文人侠客梦》，从司马迁写到金庸，提出金庸小说的“游侠想象”。另一位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对金庸小说予以高度评价，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是继“五四”文学革命后，“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殿堂的另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学者王一川在《重排大师座次》将金庸排在20世纪文学大家第四位，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巴金。施爱东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庸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故事家，他的小说可能是古往今来最多的，也是从他的武侠小说开始，通俗文学在文学史殿堂里开始占有一席之地。”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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