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环笼罩下的中国航天人

（5） 中国的“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很可能是一个空间时代的怪胎。实际上，1986年提出的第一代双星定位“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参照了三名美国科学家在1982年7月提出的3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定位原理。从2000年发射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到2003年发射第三颗“北斗导航卫星”，中国建立起了区域性的卫星导航系统。然而，第一代“北斗导航卫星系统”未及应用，在2004年，就又提出了一个包括5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27颗中轨道卫星和3颗倾斜同步轨道卫星组成的第二代“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并立即付之实施，决策之轻率匪夷所思。据称，第二代“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开放服务的定位精度10米、授时精度50纳秒。即便授权服务的性能比开放服务高出一个数量级，也还是远低于在1993年就投入应用的只有24颗中轨道卫星的美国全球定位系统。 在人类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仅仅一年之后，美国就着手研制第一代导航定位系统“子午仪卫星”。1960年4月第一颗“子午仪卫星”发射发功，1964年7月“子午仪卫星”组网成功，投入军事应用。1967年7月，“子午仪卫星”开始了持续近三十年的应用服务。两相比较，毋庸赘言。 中国两代“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之间的技术关联性尤其令人费解，似乎在用一个概念掩饰一句谎言，用一个系统掩盖一场失败。一个性能低劣的庞杂系统，在军事应用上可能是徒劳的，甚至是有害的。 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定点于地球赤道上空36000公里高度，相对地面位置固定不变，即使卫星采用抗干扰能力较强的码分多址扩频传输技术，利用全频带干扰机对准固定的卫星位置扫描干扰，“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导航性能也会大受影响。2002年9月，从台湾发射的电视载波信号对中国“鑫诺一号”通信卫星进行盖台干扰，致使“鑫诺一号”卫星上的3个Ku频段转发器受到影响。 “北斗导航卫星系统”采用双向有源应答通信模式，传输过程极易受到干扰，用户位置难于保密，更不利于飞机、导弹和炸弹等快速移动目标的精确定位，军事价值极其有限。“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营运过度依赖地面控制中心的支持，战时的安全性也存在巨大风险。此外，在同步语音通话、图象实时传输的空间信息时代，“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短报文通信能力形同鸡肋，食之无味。 完全有理由质疑，“北斗导航卫星系统”总设计师孙家栋的利欲熏心和居心叵测。在钱学森之后的中国航天领域，孙家栋是一个有影响的大人物，担任的职务不可谓不高，负责的项目不可谓不多。孙家栋还先后担任过“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和“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的总设计师，足可以称作中国通信卫星的泰斗。只不过，由于卫星方案先天缺陷、研制进度一再拖延、技术故障层出不穷，中国商用通信卫星的市场早就被欧美国家占领了。孙家栋还担任过“风云二号”气象卫星的总设计师，只不过，第一颗卫星在地面爆炸，第二颗卫星的故障影响应用，第三颗卫星的故障应用受到影响，……。无论是通信卫星，还是气象卫星，孙家栋都是在循着美欧的路子走，只是走得更加吊儿郎当、漫不经心。2010年，自称负责研制了中国三分之一航天器的孙家栋，“意料中”地获得了500万元的国家最高科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