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出生在一普通的农户人家,他与湘乡农村有着广泛深刻的联系,他了解农民的疾苦、愿望和要求,并于咸丰元年奏疏《备陈民间疾苦疏》,提出民有三苦:
一是银价太高,钱粮难交。苏州、松州、常州、镇江、太湖等地钱粮过重,甲于天下。百姓辛苦耕作所得的是粮米,拿米卖钱,则米价太贱,百姓埋怨;用铜钱交换银两,则银价又过高,百姓又无法不生怨尤。
二是盗贼太多,良民难以安生。面庐州、凤阳、赣州、亳州一带,自古以来就是盗贼密集的地方,偷盗之气焰越来越嚣张,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奸淫,绑架勒索赎金,老百姓不得已告到官府,官府将要前去捕捉。事先并无贴出告示,可是等到了那里,牌保便谎称盗贼已逃跑,官吏便焚烧附近的民房,以显示自己的威风,然后扬长而去;差役则敲诈当事人的财物,满载而归,而盗贼实际上并未逃走。有时谎称盗贼已死,而杀死冤囚以了此案,而盗贼其实并没有死,盗贼由此猖獗无惮,为匪作歹,横行乡里,良民就更没有安稳日子可过了。
三是冤狱太多,百姓伸冤难。地方官吏勾结权贵,不顾事实黑白,贪赃枉法,胡作非为,恣意冤枉好人,屈打成招,冤案迭起,听后令人发指。并说就三方面都是当务之急。其中盗贼太多,冤狱太多两项,请皇上反复告诫外省,严厉责令督抚,务必想出改变的办法,至于银价太高,必须采用平抑的方法。曾国藩认为,治理政治,首要的便是爱民。要爱民最重要的是察举官吏,察举官吏最重要的在于知人,而知人必须慎于听取言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讲的是“仁术”,“术字最耐人寻味。喜爱一个人而知其所短,厌恶一个人而知其所长,就是“术”字最好的最贴切的意义。又讲遵守大道的就是君子,违反大道的就是小人。观察一个人应当从他的行为上观察,不在于虚假的名声和言论:应当以提高自己的明识为先,访察别人的言论在后。
曾国藩认为国家贫穷并不是最可怕的事,也不值得忧虑,最可怕的是民心涣散,社会风气的衰落败坏,一个国家如果成了一盘散沙,提不起放不下,那就会任人欺凌摆布。
曾国藩作为清廷大臣,只能把治理天下的希望寄托在皇上身上。他对皇上说,自古以来没有比隋炀帝末年更富裕的了,可是突然之间天下大乱,转眼就灰飞烟灭了,这是因为丧失了民心,失去了人民的拥戴。而汉昭帝初年是那么贫穷,可是却日渐走向安乐富足,社会稳定,其关键也是因为善于安抚民心,爱护百姓。他希望以此打动圣上的心,使圣上也能够体察当时的凄苦民情,能安抚苍生,以求巩固皇室江山,域内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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