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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祖上世代为农。我的父亲一度津津乐道的是，解放后农村阶级划成分时，我们家被划为贫下中农：一贫如洗的清白人家，免遭批斗的光荣阶层。 但这份荣光，并没有持续太久。伴随我们兄妹三人的出生，结结实实的穷和实实在在的难，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这时，他才知道：穷不是件体面的事儿，而是件要命的事儿。 为了摆脱这种穷和难，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兄妹三人身上。这个迫切的愿望，或许能从每个期末，他在我们仨成绩单“家长寄语”一栏上，不厌其烦地重复写下那句名言中窥见一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但很快，他就发现，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读懂这句话的深意。我哥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比我大4岁。我妈怀他时，感染病毒，无钱医治，他生下来，就患有严重的眼疾，一只眼几近失明。因家庭贫困，求医无门，直到娶亲成家，他那只眼也没有做成手术。 但，这并不妨碍他是个聪明的人。 他记性非常好，成绩也优异，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一直是我望尘莫及的对象。以至于教过他也教过我的乡村老教师，每批改我的卷子时，都叹口气说：“你的成绩要是像你哥，就好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 自到乡里读初中，我哥的成绩就一落千丈。可能是怕人笑话他有眼疾，也可能是想证明自己很厉害，他和一帮男生混到一起，打群架，玩游戏，做坏事，被老师列入坏孩子的黑名单。 父亲骑着二八自行车把他从学校带回来，关在西厢牛屋里含泪用皮带狠狠抽下去。不思悔改的我哥，硬是不哭不喊不求饶，从此和校园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15岁时，我哥就随村里的打工队，去北京建筑队盖房子。干了一年，过年回来时，发工资的老板走到他跟前，忽然宣布：没钱了。 我哥从北京一路哭到家，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去帝都。如今他40多岁了，依旧遵守着这个诺言。 17岁时，我哥去了广州。此后20多年间，一年365天，他有350天在广州打工，有10多天回老家过年。哪怕结婚娶亲，哪怕儿女出生，也不例外。 他干的活儿，就是往大小不一、档次各异的包装箱盒上印宋体字。尽管，他辗转多个厂，下过不少力，受过不少气，甚至因工伤险些残废，到头来并没有挣到什么钱。 最大收获的，是他在老乡聚餐时认识了相貌端庄、勤俭持家的我嫂子，然后生下健康可爱、留守在家的一双儿女。39岁那年，打工漂泊22年的我哥，忽然宣布：不愿再受资本家的剥削，要自己当家作主做老板。他和我嫂子来到郑州，租了一家小的不能再小的门店，投身户外广告制作的大军。 创业比打工更难，哪怕是一家小店。多少个夜晚，我办事回来，或无聊刷屏时，都能从他朋友圈动态里看见这么一句无奈的说说：“深夜11点，还没吃晚餐。” 每当这时，我就想问问他，当初宁愿被我爸关在牛屋挨打也不愿回学校读书的那个决定，到底对不对。 人生没有后悔药。所以，今天我哥很拼。 为如约把货送到，他曾在电梯停运的深夜，扛着几十公斤的展布爬到20楼；为拉拢一个客户，他曾赔本不赚钱帮人忙活好几天。甚至为了打点关系，他把我送给他的上等茶叶，转手送给了中间人…… 像当年一样倔强的他，一直在坚持着赚更多钱，过更好的年。我那头发花白的老父亲，已多年没有机会在我们的成绩单上签字。但每当家庭团圆时，他都挥舞着那双铁耙般的大手，语重心长地对儿孙们继续重复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 这，就是我们家的故事。 一个穷人之家的故事，一个底层之家的故事，一个最普通也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家庭的故事。 故事的最后，我还想把父亲说的另外三句话，分享给你们听： 穷人家的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哪怕有一丝机会，也不要放弃读书，这是穷人唯一的捷径。穷人家的孩子，一定要不怕吃苦，吃得苦中苦，才可能追赶上别人，这是穷人最后的尊严。穷人家的孩子，一定要不能太急，只要一代比一代强，这就是穷人最大的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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