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里的“小宅门”(中等人家,与大宅门相应,戏称之为小宅门)也多为两扇对开。门上多写有门联,见得多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世长”。可见那时门第、传承,同“诗书”大有关系。 “革命”了,就不同了。尽管最初宣传与策划革命的都是知识阶级,但真要“暴动”,冲在前面的倒多是斗大字不识一担的“革命先锋”——亦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读过几天书,对“革命”策划者的理论、方针、计划、措施评头论足,用起来不那么顺手,这在策划者看来就成了“革命”的“障碍”。 所以,革命的策划者大多贬抑知识阶层而抬高无知识阶层。即如《水浒》中的宋公明,最看重的还是那个持两柄板斧、不惜性命、唯哥哥之命是从的“铁牛”。于是,策划者便有了“书读得越多越蠢”、“马列主义读多了也会出修正主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类高论流传。如果一定要读书,那就只读策划者的书。别的书呢?若与策划者的理论不合榫,大概就属于读得越多越蠢之列了。 不过,在“史无前例”之前,还没有走到极端,不听话的知识人是在不断整肃了,但各种书籍,尤其是大学图书馆,古今中外,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大多还是可以借阅的。有些书对学生不出借,但教师是出借的;有些书对一般人不出借,但对一定级别干部是出借的。所以然者何?说不清,就那样规定,毫不通融。 譬如,《金瓶梅》,在“我大清”时就列为禁书。民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