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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老子哲学中一个核心的概念，这一“道”字在五千余言的《道德经》一书中出现达七十余次之多。其中“道，可道，非常道”，就是人们最熟悉的一句。然而，尽管人们对这句话非常熟悉，可是能够真正理解其含义的却并不多。
春秋时期，齐国有个名叫作扁的工匠，他十分擅长制作轮子，所以人们习惯以“轮扁”相称，也因为他的技艺很高超，就被征召到齐国的王宫里去服务。
有一次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而轮扁在堂下砍削木材，制作车轮，他见到齐桓公读的津津有味、兴致勃勃，不禁感到好奇，就先放下了手里的活计，小心的走到堂上去问道：“敢问大王，您读的是什么书啊？”
齐桓公回答说：“这是圣人的书啊，里面写的都是圣人说的话。”
轮扁又问：“那么，圣人现在都还活着吗？”
齐桓公哀叹一声：“可惜啊，他们早就不在了！”
轮扁听了若有所思，顿了一下说道：“既然这样，那么您现在读的书不过是圣人留下的糟粕罢了。”
齐桓公听了轮扁这样胡说，勃然大怒，呵斥轮扁道：“寡人读书，你一个做车轮的人怎么能妄作议论？怎么能说是圣人留下的糟粕呢？你来说说看，要是说的有道理也就罢了，不然的话，寡人马上就杀了你！”
轮扁见齐桓公这样震怒，禁不住吃了一惊，但是随即镇定下来，很认真的说：
“我是从我作的事中亲身体验出来的。你看削木头做车轮这种活儿吧，如果动作慢的话，虽然省劲儿，但是做出来的轮子不牢固；如果动作快的话，尽管很辛苦，但是做出来的轮子却不符合规格。只有在不快又不慢的情况下，才能得心应手，做出最好的轮子来。
这里面是很有讲究的，然而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不能把其中的体验明白地告诉我儿子，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得到做轮子的经验，所以我现在都七十岁了，还得自己一个人出来做轮子，我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这份手艺传给别人的，等到我死了，我的手艺也就跟着我一同进去坟地了。
像圣人的书，其实也都是一样的，那些圣人很伟大，但是对于他们自己所领会出来的精妙的道理，已经同他们一起死掉了，所以他们在书里留下的都是糟粕啊。”
齐桓公听了轮扁的这一番解说，觉得确实很有道理，因而也就没有再怪罪他。
这就是历史有名的“轮扁斫轮”的故事。
“道”是一种体验，只有通过亲身体验，才能理解它，没有人能够替代你，就像没人能够替代你吃饭和恋爱一样。
轮扁虽然是没有读过书的平民，但是他所讲的道理却是极其深刻的。这里面就体现出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说，能够讲述出来的道理，都不是最精深的道理，都不是永恒的、终极的“道”；能够用言辞说出来的“名”，都不是永恒的、终极的“名”。“无”是天地的源起，“有”是万物的开端。
所以，要经常从“无”中去观察“道”的奥妙，经常从“有”中去认识“道”的端倪。“无”和“有”这两者，同出一源，而称谓不同，但是都称得上深远玄妙，天地万物之无穷奥妙的总门。
老子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两种思路，一是超脱的眼界，一是深入的精神。治理国家也好，经营企业也罢，无论从事任何一项工作，都要有超越性的眼光。任何一个成功的领袖，没有一个沉浸在具体的事物中，而忽视对大的发展方向和根本利益的超越性思考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诸葛亮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毛泽东最让人敬仰的是，他在艰难复杂的军事政治斗争中，高瞻远瞩，看清了中国革命的取胜之道：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在思考这样超越性的战略问题的时候，不论是诸葛亮还是毛泽东，都处于“常无，欲以观其妙”的思维状态中，也即是放开一切具体事务，综合各种信息，关照事务的本质和根源。
事实上，人类所有伟大的思想理论，乃至重大发明，都是在一种虚静的、忘我的、超脱的状态下，也就是“常无”的状态下获得的。因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洞察万物的“妙”，才合乎老子的教诲，才算真正理解“众妙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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