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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画亦是人物画的一支，只因中国人的历史悠久，故事的遗留众多，所以这方面的画迹，亦存留得特别丰富。这些历史画迹，有不少是当日的实情写照，换言之，等于是在汉唐宋元时代，为我们拍下了许多重要史迹的照片，试想这对我们该是多么珍贵重要。
《步辇图》里的玄机
举一个例来说，李方桂老师曾写了一篇《吐蕃大相禄东赞考》，是说唐太宗时代汉藏两支民族的婚姻大事，主角是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弃宗弄赞），而穿针引线的人就是这位能说会道的禄东赞大相。我当时就曾对李老师说：“您研究了这么久，可知道禄东赞是何等模样？而我却有这位相爷的照片。”李方桂老师他不肯相信，一个做科学研究的人，如何能相信唐代有摄影技术？我又说道，不但确定是他本人正身，而且还是彩色相片。
这就是历史故事画的重要价值了。因为人物画的价值，一向都说是“成教化、助人伦”。唐代虽无摄影术，但是大画家阎立本就相当于“摄影师”，他以精确的彩绘妙笔，把当日的实情实景摄取了下来，这就是有名的《步辇图》（图1）。
画的是唐太宗坐在步辇之上，接见藏族使臣禄东赞。正如《唐书》上所说的，这位不凡的大相，身着“细花小衣”，鞠躬如也地正对着唐太宗行朝见之礼。着白衣者当是翻译官（通事），着红袍者当是现今之礼宾司长者也。
天可汗何以坐在步辇上接见这样重要的宾客，内中必有周折。据藏人的戏剧中说，当日许婚时光，颇有近似苏小妹三难新郎的过节，都赖禄东赞的善辩不烂之舌，一一化险为夷。最后一次是在御花园中，要在一百个同样打扮的女孩子中寻找出哪一个是文成公主；也许这是当时在御花园中的情况也说不定。
从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卷上，我们可以想见当日御花园中“有女如云”之盛况。西藏人到现在还艳称文成公主的美貌如花，形容在她头发之上，常有一只蜜蜂环绕着在飞。禄东赞就是凭这一点神异的特征，而正确无误地找着了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塑像（图2）都塑在西藏拉萨的大昭寺内。文成公主的美丽和汉人体质的特征，都塑造得栩栩如生，而且加了彩色，为唐代时光汉藏两族的服饰留下了最好的例证。禄东赞是西藏大相，官高爵显，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也留下了着藏装的彩绘塑像。
至于在阎立本的《步辇图》上的禄东赞呢，他不但身着“细花小衣”，而且人也消瘦，想是路途遥远跋涉辛苦所致。他腰间悬有一绺绺像荷包似的饰物。若我的推断不错，那当是装“十小件”日用琐物如牙剔、耳挖之类，而且很有可能，还带有燧石火链一套。我和藏族同胞在一道旅行的时候，他们的领袖就是这样的，因为开野、打尖、煮茶、造饭，火之司命第一，而且这也是一种权限的表示。
史书文字的记载是平面的，而图画的表现则是立体或多方面的，不仅是体态丰瘠、衣饰纹样、行礼姿态等一一俱见，进一步的皮肤色泽、体质特征，甚而至于当时庙堂之上的衣冠制度等，亦可以一览而收、照见无遗。所以后来李方桂博士几次研正了之后，就把禄东赞像用彩色版印制在他的论文之中。历史故事画在历史研究上发挥了它生动的作用。
仁民爱物的唐太宗
阎立本还有一幅《蛮夷职贡图》（图3）卷在外双溪故宫博物院，上面还有宋徽宗赵佶的亲笔题签，画的是一行廿七人来向唐太宗李世民的朝贡实况。原卷可能已有残缺，但是由他所贡的象牙、孔雀、毛扇等物看来，我们知道这是来自西南海上的一支朝贡行列。由《唐书》及各方面的交互印证，我们知道这幅历史故事画所描绘的是，在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南海的林邑、婆利和罗刹三个国家组成了一支朝贡的行列，向唐代的都城长安进发。到了长安的时候，唐太宗接见了他们，收下了他们进贡来的鹦鹉、昆仑奴、蚶贝罗等方物；还吩咐下去要好好地招待他们，并分别厚予赏赐。
内中那只鹦鹉最为唐太宗所喜爱，便被带进了御书房之内。冬天来的时候，那鹦鹉一直叫“冷”不止，唐太宗仁民而爱物，便叫林邑使者再带回家乡放生。
最不受欢迎的人物，就是那位林邑的使臣了，他态度傲慢。唐朝的大臣都说：把这小国伐了以示惩戒。但是唐太宗不许，说：“魏征曾劝诫于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远人服’。不可轻易发兵。
南海三国来朝，究竟是开国初年的一桩盛事，便叫阎立本以画师身份，用色彩画下了这幅图画以作纪念。
这就是《新唐书》列传一四七下所记的：
环王，本林邑也……亦曰占婆……贞观时，王头黎献驯象……与婆利、罗刹二国使者偕来。林邑其言不恭，群臣请问罪……赦不问。又献五色鹦鹉、白鹦鹉，数诉寒，有诏还之。
但是我还是要在这里补上一句话，那就是：唐太宗仍是错了。因为我在云南的时候，鹦鹉成群结队，啄食农人辛辛苦苦种来的庄稼，农人们时常用土枪射杀吓散它们。唐太宗自以为仁民而爱物，却只不过放生了一只害鸟而已！
然而试就这幅故事画来看，唐太宗的仁民爱物、白鹦鹉的聪慧可人，以及林邑使者的桀骜不驯，一一都在绢素丹青之上呈现了出来，这幅画可以说已圆满地完成了它的任务。还剩下不少方物，如长角羊之流，它们之上都还有不少新的重要资料，有待我们去研究、探讨、发现。
白描大家李公麟
北宋的李公麟（1049—1106）是白描画法的大家，他有一张《免胄图》（图4）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亦名《郭子仪单骑降虏图》，是画郭子仪轻裘缓带降伏回纥首领药葛罗之事，亦是历史故事画中的有名之作。
当时是回纥纠合了吐蕃，号称数十万众来犯唐边，郭子仪率兵镇守泾阳，却只有兵马万余人，形势十分危急。若兵戎相见，必然失败无疑。郭子仪揣度形势，便决定用分化之法——不以力拼，而以智取。他单人独骑、全无武装直趋回纥。药葛罗一见郭子仪如此诚信英武，大惊呼曰：“令公尚在人间！我分明误信了传闻之言，立刻重新盟誓永不侵叛!”吐蕃听到了这项消息，恐怕遭受夹击，急急连夜遁去。
于是乎，满天的阴恶风云，只由于主帅郭子仪的正确判断，至诚照人，处理得当，顷刻之间烟消云散，一片祥和，化干戈为玉帛。人间真正伟大的艺术，郭汾阳自足千古！
李公麟自是艺坛上的卓卓健者，他扬弃丹青而独尊水墨，虽少了三军的铠甲明亮，却抽绎出中国线条的多能善辩，创造了“白描人物”的新疆域，赢来了中国画是“线条的雄辩”之美誉，真是功劳不小！
李公麟的白描功夫，更见诸他的《维摩诘天女像》（图5）。此像现藏在日本，线条的功夫更见精粹，值得注意的是维摩居士的面向左方，和大多数（包括敦煌）的右倾方向（图6）不侔。
其实这原因很简单，用现代的摄影术行话来说，这是把底片或粉本装反了。原来这是“响拓”的另一面，在透明的“小样”的反面就正是这般模样。李龙眠不但在线条上卓有独造，把胡梵的居士面型亦进一步改变成了中土文人雅士的相貌，而且还把维摩诘的隐几方向改之为向左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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