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文章不是讨论故事文学，而是借此来探讨一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制度。不过，在此之前，还是要讲一个孔飞力曾经在《叫魂》一书中说过的故事，即1768年中国的妖术（叫魂）大恐慌。 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1768年早春，石匠吴东明在浙江德清带人修建石桥。农夫沈士良为了诅咒自己暴戾的侄儿，在纸片上写下他们的名字，要吴石匠贴在木桩的顶部，这样打桩时大锤就不断撞击这些名字。吴石匠向官方揭发此事，知县打了沈农夫板子，然后开释。此事传开后，渐渐引起恐慌。德清人计兆美到外地去，被人怀疑施巫术（叫魂），送至官府，严刑之下起先承认自己施巫术，后又翻供。萧山县抓了几个和尚，当地保正称和尚通过剪辨来施展叫魂术。刑讯之后和尚们承认了叫魂行为，但送至上级衙门后又翻供不认。江苏苏州、湖北汉阳一带相继也出现叫魂事件，经官僚系统层层审讯后，发现都查无实据，并据此上奏。 7月，皇帝上谕下达浙江和江苏，要求严查并惩治巫术谣言传播者，同时防止胥吏借端生事。事情似乎可以结束了，但却发生了转折，从一个社会谣言事件变成刑事案件。皇帝上谕传达第二天，山东巡抚富尼汉上奏，宣称确实有人在搞妖术，他自己通过审讯两名乞丐，整理出一个妖术师徒网，源头在江南。于是，皇帝发出紧急上谕，要求江南各省追捕大术师，保护百姓免受鬼怪力量的祸害。但是江南各省抓不到一个案犯，皇帝对此不满，通过自己的眼线（苏州织造府）获知早期的叫魂事件，于是不断加大压力，要求官僚系统彻底追查此事件，并通告全国。山东、河南、直隶、安徽等地在上谕催告下，不断发现新的剪辨叫魂事件，并上奏皇帝。江苏、浙江两省官员却在追查过程中无所获，只得将原来案件中有关人员送解北京。 8月，普通的刑事案件开始升级为政治大案。皇帝相信，剪辨不仅是妖术，而且还针对大清王朝 留头不留发 国策的挑战，是谋反阴谋。在皇帝的不断督促下，各地官员纷纷行动，陕西、湖广等地不断发现新的剪辨叫魂案件。涉案人员陆续押解北京，并转送承德避暑山庄，交给更高级官僚部门审理。 事件的结局出乎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以大学士傅恒为首的官僚机构的最高层，为审理各地送来的嫌犯伤透脑筋。这些案犯的供词茫无头绪，而且在军机处亲自审理时纷纷翻供，说是原来有关叫魂妖术的供词，全是严刑拷打和地方官员诱导下做出的，不是事实。皇帝也逐渐清醒过来，抱怨各省官员屈打成招以至于口供不可信。11月，皇帝下令停止对叫魂案的清剿，并指责地方官员行事怠慢，虚应故事，没有在一开始就积极追剿有关案犯，只是在朝廷严切训喻之后才去做。总之，千错万错，全是下面的错，皇帝总是正确的。 在这个故事中，皇帝始终站在法律和官僚系统之外，他不断地赋予事件各种意义，向各级官僚施加压力，最终甚至不惜以他能施加的最大压力，即以政治罪（一种从终极意义上说只危害皇帝家族的罪行）的名义来推动官僚系统的行动。从这个故事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是所谓的肃反扩大化、反右扩大化，其根源早就扎在中国传统制度中，它是官僚君主制度与生俱来的本能，并不是现代中国才出现的东西；另一方面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实际上是按规则（法律）治理与专制治理（君主自由裁断）两种方式的结合。 我们关注的是后一个方面。任何一个君主试图常规化治理国家，就必须用成文法规来约束成千上为他服务的官僚，确保他们每个人都按照他的利益与固定的行政程序办事，也指望着官僚按照现有的法律来治理社会，这些法规和规则带来的是官僚行为的可预期性和标准化。但是，那些执法的人（常规化的官僚）在精神上容易懈怠，做事情慢慢可能会失去动力，因此需要某种外部力量不断推动，不断给予官僚们的行动赋予意义，督促他们进一步的行动；而且从技术上来说，已制定的法律（规则）毕竟是死的，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时，需要某种意义上站在法律之外的人去解释法律或者重新立法。也就是说，需要某种自由裁断的力量，一种人，能够赋予日常行动以意义（自身具备可说服人的理念），推动日常行动者的行为。 对于上述现象，克罗齐也曾有过深刻地总结，他的发现是：掌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力。他最好的策略是找到这两种武器的最佳配合 规则的扩展会限制他的权力，而太多的例外又会削弱它控制别人的权力。 这样的两种人，让我联想起柏拉图《理想国》中所说的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在《理想国》中，哲学家是讲故事的人，而护国者则是听故事的人，前者不断要给后者讲故事，肯定他们行动的意义和价值，这样护国者才会感觉到自己行为的意义，继续干下去。 如果我们把哲学家和护国者这两类人推而广之，实际上政府部门工作中的人大致都可以分为这样两类，即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是给政府工作人员赋予意义和价值，不断推动他们的工作的人；而听故事的人，是在政府中从事实际工作，接受价值和意义的人。从最小的单位看起，科长不断给科员们讲故事，告诉他们干好工作将有什么样的意义（多发奖金、职位提拔、领导肯定等等）；科员们在这些故事的激励下，不至于懈怠，行动上有意义感。处长又在向科长们讲故事，而局长向处长们讲故事。整个政府部门内人员的行动，无非是上位者怎样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激励下位者听完故事后好好做事。 更进一步推而广之，几千年来政治的变化，最大的不同不在于听故事的人，而在于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始终是那些官僚，区别无非在于专业化程度和专有技术的不同而已；而在各种政治理论与政治体制中不同的是，讲故事的人如何产生、他持有什么样的理念，以及他将以怎样的方式去推动听故事的人。在上述中国官僚君主制时代，讲故事的人产生于世袭制，他的理念是家天下和儒家纲常思想，推动官僚行为的办法是政治罪。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讲故事的人来自于哲学的精通（哲学王），理念是认识事物的真理，推动听故事人（卫国者）行为是通过教育。在中世纪，讲故事的人是上帝的代表，理念是服从上帝，推动官僚（和君主）行为的是圣经教育与教籍的褫夺。在现代民主制度中，讲故事的人是选民及其代表，理念是个人权利，推动官僚行为的是选举动员与任命。 那么，当代的中国，谁在讲故事，谁在听故事？最早想到这个问题是从孙潮老师的一次讲座开始的。孙潮老师以华东政法学院法学教授的身份，出任上海市徐汇区的区长。他有一个观察，那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年轻人，一开始眼睛里充满亮光，很有朝气，两三年后这些亮光就会黯淡下去，变得死气沉沉。他追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怎样让那些暗淡的光，重新亮起来？孙潮老师的问题，说明在我们的制度中，故事没有讲好，那些工作中的年轻官僚们，并没有被很好的激励，其行为并没有被赋予良好的意义。 可事实上我们几乎拥有全世界最为庞大的讲故事专业部门，即各级宣传机构。一直以来，我总是觉得这些宣传部门做事不可谓不认真，认真到极其琐屑的地步，如禁止媒体报道上海集体退房事件、处罚组稿分析西南政法大学衰落的编辑，可是他们的宣传手法实在太笨拙，效果实在太差。本来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概念，在他们的宣讲下，全成了小和尚口中的经文，让说者有口无心，让听者索然无味。 比如说，在提法上从以某某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转变为以某某某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样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非常深刻的政治发展意义。原来的毛、邓是不需要特意强调核心的，他们所处的传统和个人的魅力，自然使他们处于核心的地位；后来之所以强调核心，只不过是想将领导地位和权力，用制度化的方式确立起来；再到现在所强调的职位（总书记），是最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它说明权力和权威来自于职位（法律规则）而不是个人。从这段历史中，特别能说明我党所领导的中国政治，有了多么大的发展。可我们的宣传部门，为什么不能揭示和宣传这其中的伟大意义呢？ 中国何时才能有够水平的讲故事的人？中国政治何时才能有现代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在此基础上，听故事的人在办事水平和态度上何时才能让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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