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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如果只是适应政治的需要而遮蔽和改写事实，救人者虽然无功，但也无过，哈斯朝鲁还可以继续他过去的被改造的生活。但不幸的是，哈斯朝鲁救了人，不但没有获得荣誉，而且因此而陷入更深的苦难。就在小英雄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的时候，在宣传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文艺作品中，哈斯朝鲁被描写成了“偷羊贼”、“反动牧主”和“破坏分子”，成了凶恶的“阶级敌人”，甚至成了企图杀害英雄小姐妹的罪恶凶手。
1964年2月9日，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草原。就在这场风雪中，产生了一个后来在中国大陆可谓家喻户晓的故事和两个光彩夺目的小英雄—“草原英雄小姐妹”。经过报纸、刊物、舞台、银幕和课本的传播，英雄小姐妹的故事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影响了几代人。但是，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这个故事背后还有鲜为人知的故事。我是在十多年前就听说这件事的，但一直没有见到可靠的文字材料。今年5月的一天晚上，偶然打开电视，看到内蒙古卫视“北国纪事”栏目正在说这这个故事。龙梅、玉荣出现了，救她们的人虽然已经去世，但也播出了照片，还有几年前有心人留下来的录像资料。它让人想志那个年代，想起那个年代的报导和文学艺术。是的，这个故事很有典型性，也很有代表性，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不应忽略的。
事情发生在达茂旗新宝力格公社日光大队。两个年幼的女孩龙梅和玉荣，一个11岁，一个9岁，在替父亲放羊的时候，被卷进了突然到来的暴风雪。这是草原上常见的事，也是可怕的事。在风雪中，两个女孩紧紧跟着被暴风雪驱赶的羊群，在摄氏零下37度的风雪中走了一天一夜，奔波了70多里。2月10日早晨，妹妹玉荣已经走不动了，靴子也丢了，倒在了冰雪中。姐姐龙梅拖着疲惫的身体，继续追赶着顺风狂奔的羊群。
就在姐姐龙梅也几乎挺不住的时候，一条铁路挡住了狂奔的羊群。更为幸运的是，风雪中出现了两个人，一个蒙古族中年男子和他的儿子—一个9岁的男孩。他们刚刚去白云鄂博车站送走了要回呼和浩特过年的朋友，正冒着暴风雪赶回家。他们在铁路边的低凹之处发现了挤在一起避风的羊，还有那个追赶羊群而来的小女孩。小女孩用蒙语断断续续地说，她的妹妹找不到了，就在不远处的山上！中年男子拉起女孩穿过了铁路，把她安顿在铁路的扳道房。他留下儿子照顾女孩，自己又急急忙忙到矿区打电话，找人前来寻找玉荣。几个小时之后，人们在山上找到了玉荣。
由于冻伤严重，龙梅失去了左脚拇指；玉荣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丢了靴子，而且在被找到之前在雪中躺了太久，她的右腿膝关节以下和左腿踝关节以下全部冻坏，做了截肢手术，造成终身残疾。
小姐妹的事迹令人赞叹，因为他们用生命保护了公社的羊群—她们放的384只羊，只有3只被冻死，其余安然无恙。当她们在医院里醒来的时候，赶来看望的公社书记就是这样表扬她们的。正因为这样，龙梅和玉荣的故事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她们成为家喻户晓的“草原英雄小姐妹”，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她们的事迹不仅在报纸上被反复宣传，而且被搬上舞台，搬上银幕，画成连环画，编入课本。
按照常理，这个故事中有两类英雄，一是保护公社羊群的英雄，二是救小姐妹的英雄。如果没有后者，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龙梅被发现时已经支撑不住，而她的妹妹玉荣已经倒在山上的冰雪中。如果不是遇到这个中年男人，她们的情况不难想象。英雄小姐妹是那样光彩，救了英雄小姐妹的人不同样光彩吗？
然而，是谁救了我们的小英雄？在当时的媒体宣传中，出现的是扳道工人王福臣。宣传中说，是他救了龙梅和玉荣。王福臣是铁路上的一个扳道工人。在中年男子带着已经冻坏的龙梅穿过铁道奔向扳道房的时候，他正在指挥着即将通过小站的火车。龙梅就被送进了他的扳道房，因而他是龙梅获救的第一目击者。在所有的报道和宣传中，救了龙梅和玉荣的人，都是这个工人王福臣。关于英雄小姐妹的获救，当时的报导是这样描述的：
龙梅的身子也冻僵了。她挣扎着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向前去拦羊。“呜－呜－”一阵火车的鸣叫声传来。原来，他们已经走到了白云鄂博火车站。这时，他们已经走了七十多里了。
这时候，铁路工人王福臣叔叔发现了她，连忙把她带进屋里去，用雪搓她的双手。过了一会儿，龙梅暖和了些，才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来：“公社的羊 还有妹妹 在山坡上 ”
但是，这不是事实。那个救人的中年男人名叫哈斯朝鲁，男孩是他9岁的儿子那仁满都拉。这是所有当事人都清楚的，龙梅和玉荣清楚，王福臣清楚，参与寻找玉荣的工人们也清楚。然而，在所有的报导与宣传中，这事似乎与哈斯朝鲁无关。他的名字被王福臣替代了，他应得的荣誉也都落到了王福臣的头上。
原因究竟何在？原来，哈斯朝鲁是一个被下放到这里来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他本来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在1957年的那场运动中，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划成了右派，然后被开除公职，送到达茂旗草原劳动改造。那是1964年，正是那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岁月。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一个阶级敌人不能成为英雄的救命恩人，他所做的一切好事都必须彻底抹掉。而王福臣这位救人现场的目击者，这位在扳道房里照顾过龙梅的铁路工人，却是共产党员，是有资格成为英雄的。于是他代替哈斯朝鲁而成了暴风雪中救了英雄小姐妹的共产党员，因此而多次受到表彰奖励。
如果只是适应政治的需要而遮蔽和改写事实，救人者虽然无功，但也无过，哈斯朝鲁还可以继续他过去的被改造的生活。但不幸的是，哈斯朝鲁救了人，不但没有获得荣誉，而且因此而陷入更深的苦难。就在小英雄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的时候，在宣传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文艺作品中，哈斯朝鲁被描写成了“偷羊贼”、“反动牧主”和“破坏分子”，成了凶恶的“阶级敌人”，甚至成了企图杀害英雄小姐妹的罪恶凶手。这是那个时期文艺作品的一个特点，文学艺术作品必需表现阶级斗争，否则就有违领袖的教导，就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有英雄人物，就应该有斗争的对象，否则就无法表现其阶级斗争觉悟。于是，在龙梅和玉荣的故事中，阶级敌人出现了。这个阶级敌人就是哈斯朝鲁。
在内蒙古卫视的节目中，有2004年拍摄的玉荣与哈斯朝鲁在一起的资料。说起当时的文艺作品，哈斯朝鲁说：“我是牧主白音老头，拿这么长的刀子，把龙梅玉荣家羊圈门的绳子砍开，把门打开，把羊赶走了。”玉荣说：“还有中国舞剧院的舞剧，那里边也有，我看过。因为当时我们毕竟小，那时候还分不清黑白，后来逐渐长大了，明白了，老人确实20多年受了很多委屈。”老人连忙说：“没关系，是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让她们俩说我是什么坏人，不客气说是上边领导政治需要，让她们俩说我偷过她们的羊。当时是极左路线，不怨他们。文艺作品里也需要阶级斗争。”
这涉及到文艺作品对人的侵犯和伤害。艺术形象可以虚构，人们一般不会对号入座。可是，在那个年代，艺术想象与现实生活的界限非常模糊，它使哈斯朝鲁老人无法逃脱，因而陷入深深的灾难。他曾经被反复批斗，1966年，他又被关进了监狱，开始被关在当地监狱，后来又被送到内蒙古东部的库伦旗监狱，1972年才因病提前获释。释放回到了日光大队，一家8口却成了黑户，没有户口，没有口粮。从那年年代过来的人们都知道，在那时没有户口，将意味着什么。他们一家异常艰难地活了下来。
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一个当事人都清楚当时的事实。42年后，2006年3月10日，某电视台记者与当年那个9岁男孩那仁满都拉一起回到了达茂旗草原，对当事人进行了采访。年过70的王福臣老人回忆起了当时的情况，毫不否认是哈斯朝鲁第一个发现了龙梅，并把她救进了扳道房。也正是哈斯朝鲁，放下龙梅又去通知找人救玉荣。对于当时的替代，王福臣没有办法，人们不准他说出真情，他必须保护自己。他曾经多找过哈斯朝鲁，希望得到哈斯朝鲁的所谓“认可”。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王福臣是有良知的。他受过多次表彰，也有许多关于他的报导，但他没有保留那些记录虚假荣誉的材料。
从1964年起，哈斯朝鲁积累了大量关于英雄小姐妹的报刊材料。当知道自己救人不仅没得到认可，还被写成反动牧主和坏分子等反面形象时，哈斯朝鲁无法忍受了。他开始上访申诉，但在那个年代，这一切只能是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罪过。但他一直没有放弃，文革后期从监狱里出来之后，很快又去了北京，他要找回历史的公正。他并不要求表扬和奖励，当时救人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想，他只是要求实事求是。可是，一切都不会有结果。直到1979年之后，哈斯朝鲁恢复了工作，一家从草原回到了呼和浩特。经过反复上诉，这件事终于引起了当时主持工作的胡耀邦的重视，批示“彻底甄别处理”。内蒙古党委于1985年作出了“转发关于《谁是第一个抢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人》一案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通知”，为哈斯朝鲁当年的义举做出了公正的结论。这个故事似乎已经划上了句号。然而，一些事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是龙梅玉荣的父亲吴添喜的表现。据说，当年吴添喜听说龙梅玉荣找不到之后，就像疯了一样，留下一句“找不到俩孩子我也不回来了”的话，就骑上马不顾一切冲进了暴风雪中去了。这很好理解，每一个父亲都疼爱自己的孩子。尽管这个父亲受到了乡亲们的指责：他不该在风雪天让两个小孩子去放羊，细心的父亲是不该这么做的。但是，从一般道理讲，哈斯朝鲁救了他的孩子，是他们家的恩人，一个父亲不能不对孩子的救命恩人感恩戴德。可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吴添喜一家一直不敢公开承认“管制分子”是他们的恩人。这或许是因为政治的压力，不愿找麻烦。因为陈长生就是例子，是他在山坡上找到了冻僵的玉荣，所以成了英雄，却因为替哈斯朝鲁说了句公道话，从此与荣誉再也无缘。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文革期间批斗哈斯朝鲁的时候，吴添喜竟然上台动手打了这个“破坏分子”。
如果是外人，因为不知情而对哈斯朝鲁充满仇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根据报刊宣传，是他打开羊栏放跑了公社的羊群，才导致小姐妹为保护公社的羊群受伤而成残疾，是他企图加害龙梅玉荣。如果是哈斯朝鲁的亲人，这样做也尚可理解。因为在文革中，软弱的人们有种种无奈，为了表现自己的进步，或者仅仅是划清界线，咬牙殴打老师、揭发父母者颇为不少。但是，吴添喜作为英雄小姐妹的父亲，不会受到逼迫，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真的忘记了事实是怎么回事吗？如果没有，这种表现就更值得深思了。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精神现象的发生？
其次是虽然有了公正的结论，谎言却仍然得不到纠正。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之下，事实早已得到澄清。但是，20年过去了，故事的真相却依然少有人知。一家权威媒体回顾“历史上的今天”，对此是这样说的：“1964年2月10日，龙梅和玉荣与暴风雪进行英勇的搏斗，保护了公社的羊群。 龙梅已冻僵了，她挣扎着向火车站走去。火车站扳道员王福臣看见了，赶忙把她带进扳道房，用雪替她搓揉冻僵的两只小手。龙梅断断续续吐出几个字来： 我的妹妹，在石坡下 铁路职工们发现小玉荣时，她的下半身己被大雪盖住了。姐妹俩就这样同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走出了70多里地。384只羊仅冻死3只 ”
这或许不难理解，因为媒体的撰稿人并非对一切事件都能弄得清楚，沿袭旧说是常见的。包括一些教科书对历史的叙述也是这样，明明已经有了新的结论，旧的说法却常常挥之不去，原因就在于编写者仍然不知情。旧的说法是以强大的宣传手段达到家喻户晓的，而新的结论却往往只是一纸外人极难知道的公文。因为这种不对称，一个时代留下的谎言，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能一一澄清。
更值得注意的是，“英雄小姐妹”的家乡有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展览。直到2006年3月（我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所改变），里面的陈设和说明都没有改变，仍然沿袭着1964年的说法。如果说一般人沿袭旧说是因为不知情，那么，在最清楚事实的小英雄的家中，这些陈列版为什么仍然张冠李戴？他们不知道事实的本来面目吗？不知道中央有关部门为此做出的结论吗？不知道自治区党委为此而发出的通知吗？都不是。采访的记者感叹说：“由此看来，掩盖历史的真实不容易，而恢复历史的真实也不容易啊！”值得继续想的正是为什么不容易。事实早已清楚，宣传为什么依然如故？是不是我们生活在谎言中已经太久，已经习以为常，司空见惯，根本不把它当成什么问题？还是我们早就习惯了事实是一回事，而官样文章是另一回事，所以想不到陈列版需要改动？还是因为习惯了澄清历史、拨乱反正、平反冤案是一回事，而宣传和教育是另一回事，所以不知道那陈列版是否应该改动？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可怕的。因为一个民族如果面对谎言而无动于衷，什么精神文明建设、爱国主义教育，还谈得上吗？
文/李新宇 摘自：《文艺争鸣》200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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