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地名源流考

时间：2020-09-18

桃源古今名人故事及其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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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乾德元年963，析武陵县置桃源县，县治驻今址，属朗州，因地有桃花源名胜而得县名。桃花源与桃花山有历史渊源；其得名与古濮人、楚人密切相关。置县后，县名未改，县域未动，归属累变，县治未迁。共和国成立后，县域、县治景况大变，不可复识。

关键词：桃源桃花源桃花山濮人楚人地名源流考释

桃源置县，始有明载。《元丰九域志荆湖路》：“乾德元年改桥江县为沅江，以湘阴、沅江二县隶岳州，析武陵县置桃源县。”[1]然而，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北宋乾德二年置桃源县。其结论源出何处，至今不明。自此后《元史地理志》记：“桃源州，中，宋置县。元元贞之年，升州。”《明史地理志》桃源县置县时间无载。而清光绪《湖南通志郡县沿革考》：“桃源，乾德中析武陵地置县。”造成南宋后国史、地志关于桃源置县时间，多有疑义。其主因当是受《舆地纪胜》影响。

共和国成立后，所编县、地志，多言宋乾德元年，置桃源县亦云乾德二年者。共和国《桃源县志建置沿革》：“宋太祖乾德一年963。析武陵县，按转运使张咏的建议，以其地有桃花源而置桃源县。县治由沅水南岸迁至沅水北岸即今治，隶属朗州。”[2]前者所言应是，但说按张咏建议置桃源县，则无据。

《宋史列传第五十二》及有关史料记：张咏946～1015,字复

之，濮州鄄城今山东鄄城县人。太平兴国五年980，郡举进士。35岁任命为崇阳知县，在地方任职达30余年，在中央任职不足4年。其人其事在宋人《青琐高议》《老学庵笔记》《梦溪笔谈》《宋稗类钞》等10余种笔记中，记载较详。据《乘崖集卷十一》记：淳化二年992，张咏任荆湖北路转运使时，曾严惩贪官郑元祐。这已距桃源置县整整29年，距其举进士也有12年。据宋史及有关宋人《笔记》记载：张咏“少任气，不拘小节，虽贫贱客游，未尝下人。”在一无政治背景、二无权势、三无功名的情况下，桃源置县963时年仅17岁的张咏，根本不可能建议“以其地有桃花源而置桃源县。”2009年《湖南地名志桃源县》甚至还列出张咏“实地考察”后，建议置桃源县的“理由”。“理由”是真的，但非张咏“建议”。造成此种现象的主因，当是所谓“名人”效应。

张咏为北宋名臣。韩琦《神道碑铭》评张咏“天赋正直，济以刚果，始终挺然，无所屈挠。”“逢时自奋，智略神出，勋业赫赫，震暴当世。”王安石《临川集题张忠定书》说他：“刚毅正直，有劳于世。”有宋一代两代名相，对张咏的评价，虽有过誉之嫌，但纵观史实，大体是公允的。以这样的名臣，向朝廷提议以“桃花源”名县，当然极有说服力，但事实并非如此，今证之以恢复其本来面目。

桃源，何以为名。共和国《湖南古今地名辞典桃源县》引《大明一统志》谓其地有桃花源得名。[3]共和国《桃源县志沿革》、《湖南地名志桃源县》、《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桃源县》皆从此说。《大清一统志》亦云常德府有“陶潜所记桃花源也。”虽未言明桃源县得名于桃花源，但既为当时“常德府山川”名胜，桃源置县，与其有历史文化渊源，则无疑。

桃花源，因东晋诗人陶渊明365～427《桃花源记》而得名。陶渊明是否游过桃花源，史无载，事无考。其描绘的“世外桃源”，是否为历代名胜“桃花源”，难以定论。然而，《桃花源记》与“桃花源”，地望、景致，十分相似，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大陆以“桃花源”景致而成名胜者，不下十几处。而其中与陶渊明《桃花源记》描绘最相似者，当推湖南省桃源县桃花源。

首先，桃源县桃花源地望景致与陶文相契合。其一，《桃花源记》开头便云：“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1995年《桃源县志沿革》记：桃源县域秦代于此境置临沅县，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从临沅县之南析出沅南县，县治设于武陵县治西南70里35公里的古城山，隶属武陵郡。其时桃花源属沅南县，直至南北朝，隶属未变。陶文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武陵人”，当指武陵郡人。又因境内处沅水中下游，雪峰、武陵两山尾端，为湘西山地向洞庭湖平原过渡地带。沅水自西向东穿境而过，有一级支流48条汇入沅水。自古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为“鱼米之乡”。其二，渔业捕捞，可谓境内民生产业。至清末、民国初年，县内渔业以天然捕捞为主，常用渔具有20多种，年均捕鱼量500吨左右。[2]136为天然渔业捕捞大县。这从历代诗文中，也可略见渔业之兴。清邑人文曙《延溪口》诗：“平郊垒垒多烟树，半是渔人栖止处。日墓孤舟一叶横，风定不知何处去。”道尽渔人生活艰辛。陶文中“武陵人捕鱼为业。”亦有地望所指，非空穴来风之说。其三，《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缘溪行”、“桃花林”、“得一山”、“有小口”洞口、“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池桑竹”、“阡陌交通”等一素列景致，皆可一一与桃花源中景致相对应，且十分契合，可谓别有洞天的“世外桃源。”

其次，历代官方及名人，多认同桃花源即为《桃花源记》所描述之处。境内晋太康元年至东晋元熙元年280～419，桃源山上建有桃源观。[2]501东晋葛洪283～363《神山传》中的沈羲，得道于桃花源。又有史料记：受东晋四川青城山天师道教义影响，于境内桃源山首建桃源观。亦云于此建桃川宫、真源观等道观。因天师道教义与《桃花源记》中的隐逸避世，追求福乐平等主旨相暗合，极有可能于此时期建桃川宫。

明嘉靖《常德府志》：“桃川宫，晋人建。”有关史料记桃川宫约建于东晋隆安年间397～400。隋大业年间605～618，桃源观被毁。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废武陵郡，改为朗州，合临沅、沅南、汉寿3县为武陵县，隶属朗州。从此，武陵县与桃花源相连名闻全国。

唐代杜光庭《洞天福地记》：“三十五洞桃源山，周回七十里，名白马玄光之天，在朗州武陵县。”唐武德年间618～627于桃花山重建。唐代狄中立《桃源观山界记》：唐玄宗天宝七年748五月十三日规定：取近山三十户，蠲免税赋，永充洒扫，守备山林。遂成名胜。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依桃源山势建梵寺，分上、上、下三宫，次年，钦赐“桃川万寿宫”，[2]501形成颇具规模的宫宇建筑群。明人刑祚允《仙人邑里集》：“因地高下为梵宇，凡千三百余楹。”可谓规模宏巨。唐代如孟浩然、张旭、王昌龄、王维、李白、刘长聊、韩愈、刘禹锡、杜牧等40多位文化名人，在此留下诗文，高度认可此地即为《桃花源记》所描绘之处。

据陈友冰先生考订：元贞元年著名文学家刘禹锡在革新失败后，贬为朗州司马今常德市，常到桃花源游览，写有长篇《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桃源行》等诗作，并题《桃源佳致》刻碑，诗文用诗之语言，复述陶文中叙述的故事，多含人生感慨之类，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似乎是当年在中央推行改革的历史回忆及事后的感慨。[4]

桃源，源于桃源山，而桃源山作为自然地名，源于何时，至今难以稽考。不过，据现有史料及《桃花源记》所描述的情景看，得名约在魏晋之时。因其时道家“无为”思想，影响甚广，魏晋文人大都崇尚自然，超然物外，形成一种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的“魏晋风度”。嗜药酒、美姿容、谈玄理，是他们的爱好。但文人们否认社会，怀疑正统的儒家思想的过程中，又常在探索无常的命运，追求安逸平等，挚爱短暂的生命而多求放达与欢乐，确是又有一定的启智意义。魏晋文人所开创的儒道互补精神，亦常常使文人们，好走极端，赶时髦而任性放达。正如鲁迅所说：“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很多。”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下，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也就不足为怪了。其时，今桃源县境内有桃花山，文人们便在此天然风景地，择址建道观，名曰桃源观。道观地址所处的山头，名曰桃源山。

事实上，桃源得名，与桃花山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桃花山，应是境域内最早得名的自然地名，后形成著名的地域地名。得名于何时，实不可考。然而，也非无据可寻。

桃，原产我国雨量较少而阳光充足的山区，其栽培历史约在3000年左右。在河北藁城市商代遗址中出土过桃核。[5]《说文木部》：“桃，果也。”《诗经大雅》：“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孤棘矢以共御王事。”说明其时，楚国以桃木做的弓进贡周王朝了。《晏子春秋》中所记“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也明证春秋时，齐国产蜜桃，并奇货可居。《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华，即花。《广雅释草》：“花，华也。”魏朝已改华为花，花、华通用。桃树，春开花，秋果熟，甜爽可食。《韩非子说难》：“异曰：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这表明其时韩国境内，已辟有皇家大型桃园结果进贡君王了。

桃花山，何以得名，应与楚文化密切相关。今桃源县境，1985年以后共发现毛家桥遗址、周家岗遗址，鲇鱼丘遗址。[2]499 500前两者皆属新石器时期大溪文化遗址，后者属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遗址。这表明距今6400～5300年，境内即有村落聚居。约在距今5000年左右，境内应属三苗国地。《战国策魏策一》：“三苗之后，左洞庭，右彭蠡。”《文献通考》：“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杜佑《通典州郡十三》：“今岳州、潭州长沙、衡州，皆古三苗国。”地下出土文物亦证实：古代三大部落集团之一三苗氏一支，确在南方活动，其活动地域正是南方几何印纹陶的主要分布区。[6]湖南澧县新石器时代中晚器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500～5000年，城头山有较大城址；有特大型墓葬；有大居室、大厨房；有中心聚落区，并在澧阳平原上分布着57座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遗址。这表明当时城头山城，已是控制这些聚落的早期邦国文明的政治、经济中心。[7]是否为三苗方国遗址，尚需进一步确证，但属古三苗国势力范围，应无疑。

尧、舜、禹时代，三苗国遭到尧、舜、禹部落联盟的长期征讨。《尚书尧典》：“放驩兜三苗部落联盟首领于崇山，以变南蛮。窜三苗于三危。”其时，三苗国人或被灭，或分流，或迁徙，或大部分融合在濮、越部落联盟之中。夏、商之交，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上，“突然大大增加了黄河流域的影响”，“说明此时一支来自黄河中游的力量，通过南阳盆地，沿着隋枣走廊，直抵长江北岸。”[8]

据楚史专家魏昌先生的研究：楚之先祖在夏、商战乱交替交际，出现了祝融六姓或八姓，四处流散的局面，芈姓季连部，在此背景下，离开故地今河南新郑，辗转至丹淅、荆山和汉水流域。后与江汉地区的卢、蛮、濮、巴，经过征战、迁徙、融合，逐渐形成以芈姓楚族为主体的“荆楚”。[9]而其中的蛮，即为南蛮，实为三苗国三苗人后裔。后楚族鬻熊率族投靠周文王，因灭商有功，封为“子爵”，后称为“楚子”。其后裔熊绎，以先祖之功，又被周成王“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今多指河南淅川一带

楚子受封后100多年后，楚国由弱渐强，摆脱了周王室的束缚，立足江汉，独立发展。春秋中期，楚庄王公元前613 前591，大败晋国，成为春秋五霸。《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楚文王熊赀元年前689，始都郢。”约在第二年，焚灭罗子国后将罗子国遗民由枝江丹阳一带，迁置沅湘流域汩罗今湖南省汩罗市，允其复国为附庸国，并筑罗城族居。这表明楚国势力，已深入沅湘中下游流域。约在楚穆王十一年前615，楚灭近邻麇子国，迁其遗民于沅湘微水流域今湖南省岳阳县新墙河镇，允其复国为附庸国，并筑城族居。[10]这表明楚国势力已局部掌控沅湘流域。

然而，据地下出土文物证实，商、西周时期，商人曾在澧水流域一带活动。商、西周文化，带有浓厚的土著特色，土著文化也受商文化影响。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澧水流域，澧县丁家岗发现3座春秋中期楚墓，古城岗城遗址及城郊发现东周时期铜镞、陶鬲、罐、筒瓦及密积楚墓，即可为证。[11]其时，澧水流域上游今石门、兹利、张家界、永定、桑植诸市、县内，多居巴人后演变为土家族；中游今澧县、津市、临澧诸县、市，多居濮人、越人。而沅、澧下游今常德市一带，实际上已被楚人掌控。不过，濮人仍大量散居其地。这为地下出土文物所证实。[12]

公元前529年，楚灵王死，楚平王上台，据《左传昭公十九年》、《史记楚世家》、《史记伍子胥列传》等史籍记载：楚平王上台后“修政教，存恤国中。”一奖有功，二赦罪人，三用弃官，四济贫寡，五养老疾。“息民五年而后用师。”颇有中兴气象。但任用奸臣费无极，使楚国刚复元气，又陷入危机。楚平王六年前523夏，楚平王听从费无极建议，一面使太子建居城父，经营北方，另一面又在原有屈到封邑白马湖采菱亭基础上，另择址筑采菱城今桃源县青林回族维吾尔族乡，《左传昭公十九年》记楚平王其时“为舟师以伐濮”，很可能以此为基地，拓展南土。

这次伐濮不到半年时间，其具体情况如何，史无详载。估计伐濮时，楚师溯沅、澧水而上，到达今湖南省临澧县九里的地方。灭濮后，楚国于此封九里君，筑九里城，现已被地下出土文物所证实。[13]

采菱城是否为楚平王所筑，今仍有争议。但从历史文献及地下出土文物看，应是楚平王所筑。一是楚平王六年前523为避晋锋芒，采自守政策，使令尹子瑕在郑今河南省郏县筑城，派兵驻守。为应付吴军袭扰，又在边境州屈、巢、卷等地筑城。[14]楚平王在位13年，到处筑城。正如《左传昭公十九年》鲁臣叔孙婼所云：“楚不在诸侯矣，其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拓南土时，楚平王《为舟师以伐濮》，筑采菱城的可能性极大。

二是采菱城遗址发掘后，发现有古城址呈长方形，南北长830米，东西宽410米，面积0.34平方公里。同时采集到泥质红陶、灰陶器皿及筒瓦残片，定为春秋晚期至汉代前6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城址。1983年公布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499

三是古文献多有记载。南朝《武陵记》：白马“湖产菱……，楚平王尝采之，有采菱亭。”《太平环宇记朗州》：“采菱城，屈到采菱亭也。”屈到为楚康王时前559～545楚令尹，《左传襄公十五》有记。《国语楚语》“屈到嗜芰。”韦昭注：“芰，菱也。”《韩非子难四》：“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确见屈到嗜菱属实。

明嘉靖《常德府志卷二》：常德“采菱城县西七里白马湖。”清同治《桃源县志》：“古采菱城在县东15里，楚平王筑。”清光绪《桃源县志》亦有相同记载。虽然《常德府志》与《桃源县志》，及相关史料记载其地望不一致。但纵观以上史料及出土文物，楚平王六年前523，在今桃源县与常德市区交界处，筑采菱城，是可信的。

楚平王伐濮后，濮人在江汉地区及湘、资、沅、澧流域，古文献中已不见记载。其时一部分濮人被楚人所灭，一部分西迁融于其它民族，或迁徙今云南澜沧江流域永昌地区，大部分则与古越人融合后而称“百越”了。这充分说明，楚国在楚平王时，已完全掌控湘、资中下游及沅、澧流域。

楚人深入湘、资、沅、澧流域中下游后，经过征伐、迁徙、融合等过程，形成了以楚族为主体，以百越族散居其中的聚落农耕社会。战国初濮人在这一带消失后，楚人与百越人共居一地，形成了楚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格局。战国时期今常德市境内有楚墓数万座，其中科学考古挖掘3000余座，就是证明。同时受巴人、濮人文化影响的百越族文化，长期共存广大乡村的现状，体现了南楚文化的特征。这在地下出土文物中，得到了证实。[15]

春秋中期以后，由于楚人、巴人、濮人、越人定居生产、生活、交往的需要，应有大量原生自然地名。其时，在今桃源县境内，是否有桃花山地名，史无载。但我们可以推论，其时一支越人与原濮人在这一带垦田伐木，烧荒种植，渐渐定居，以种稻、捕鱼为业。因临近沅江之南岸，江流如带，清澈见底，江岸风景优美，气候适宜，附近山上多野生桃林，春时枝叶扶疏，桃花争艳，逐名之曰桃花山。濮人有语言无文字，世居此地，应是最早发现桃花山的部族。约在春秋中期后，楚人陆续居此，便依濮人、越人指称，用楚文字书写成桃花山。楚文字已有近似篆刻状的“桃”字书写，[16]这应是由古地图中“桃字”演化而来。

桃花山得名后，襟山带江，风景特优，因盛开桃花，而闻名远近。至秦汉时，这一带已成南来北往商客要津，逐成远近闻名的游览地。自晋太康元年至东晋元熙元年280～419，桃源山建有“桃源观”并逐渐形成规模，桃花山更是名声大振。东晋诗人陶渊明写成《桃花源诗并记》后，逐成旅游名胜。[2]501

桃源地域，上古属三苗，商、西周多属巴、濮，周末至春秋中期多属濮，春秋中期以后属楚，秦代属黔中郡。西汉为临沅县地，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后属沅南县。置县后县名不改，县域无易，归属屡变，县治未迁，直至1988年常德地区改为常德市，县归其辖。[2]41

现境内有“桃花源”名胜，名闻全球，成为中国大陆旅游胜地。然而县城建设一直滞后。有关史料记：清末境内有县城、陬市、漆家河、沙坪自然集镇，工商较发达。宋庆历之后，县城始具形制。明筑土城，明未改筑砖城墙，始有东、南、西、北四门之称。明末清初，战祸不断，民生凋敞，县城损毁严重。清乾隆末至嘉庆初18世纪才恢复原貌。清光绪十五年1889，初有规划建设。至民国38年1949，主街总长约4公里，有18条巷，建成区面积约0.44平方公里。但城内布局杂乱，街巷曲窄短促。

共和国成立后，不断改扩建，至1988年，县城区建成街道17条，总长12344米，城区面积约3.13平方公里。[2]251近20多年来，县城面貌巨变，成为全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幅射中心。现县城区环境优美，交通便捷，景观丰富，成为继桃花源风景名胜后，又一旅游景区，颇受世人注目。[17]

参考文献：

[1]宋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1.270.

[2]桃源县志[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41.

[3]湖南古今地名辞典[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314.

[4]陈友冰.桃花源址及其历史变迁散考——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十九[EB/OL].北京：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2012 01 19.

[5]中国文化知识精华[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573.

[6]彭适凡.中国南方考古百越民族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59.

[7]袁建平.试论中国早期文明的产生——以湖南城头山地区古代文明进程为例[j].中原文物，2010.5.

[8]俞伟超.寻找楚文化渊源的新战索[j].江汉考古，1982.2.

[9]魏昌.楚国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17.

[10] 彭雪开.岳阳地名源流考[j].株洲：湖南工业大学内部交流资料，2013.3.